胡耀邦

　　胡耀邦，湖南浏阳人，字国光，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领导人之一。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延安抗大政治部副主任、大队政委，中央军委总政组织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代主任，晋察冀军区纵队政委，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解放后，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1年6月在六中全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82年9月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是全国人大第一至三、五届常委，中共第八、十一至十三届中央委员。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到湘赣革命根据地工作。

　　1933年初调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反帝拥苏总同盟宣传部部长、青年部部长兼宣传部副部长。同年8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长征中曾在中央工作团和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工作。

　　1935年任红三军团第十三团俱乐部主任团总支书记。长征到陕北后，继续担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

　　1936年4月起，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宣传部部长，组织部部长。

　　1937年4月人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一队学习。同年9月任抗大政治部副主任。

　　1938年任抗大第一大队政委。

　　1939年调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后兼任军委直属政治部主任。

　　1942年起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到晋察冀，先后任冀热辽军区代理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野战军第四纵队政委、第三纵队政委。参加了保(定)南、正太、青沧、石家庄、察南绥东等战役。

　　1948年夏任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后改为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参与组织指挥太原、宝鸡等战役。

　　1949年9月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川北区委员会书记兼川北军区政委、川北行政公署主任。

　　1952年秋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

　　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八届中央委员。

　　1957年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

　　1964年11月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1975年重新工作后，任中国科学院党组织负责人。因组织领导对科学院工作进行整顿而再次遭到错误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于1977年3月起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同年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当选为十一届中央委员，同年底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1978年5月10日，在胡耀邦的直接指导下，中央党校《理论动态》杂志第60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后《光明日报》予以全文转载，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对思想理论的拨乱反正，对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深远影响。

　　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等职。

　　1980年2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1987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辞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同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是一、二、三、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9年4月8日胡耀邦在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经抢救无效，于4月15日逝世。

　　1990年12月，胡耀邦的骨灰在江西共青城安葬，乔石同志去机场送行，温家宝和杨德中同志乘机陪同，毛致用、吴官正等同志在机场迎接。

　　1975年，当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主持中央工作、打响『全面整顿』这场战役时，胡耀邦受命出任中国科学院主要负责人。他在科技战线坚决贯彻邓小平『全面整顿』的指示，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与『四人帮』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取得显著成绩，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称赞，被誉为邓小平的『四员干将』之首。

　　1977年10月7日，即粉碎『四人帮』一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了根据胡耀邦的意见，由中央党校几个同志写的《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呼吁『要敢于冲破阻力，一切强加给干部的诬蔑不实之词一定要推倒，颠倒的干部路线是非一定要纠正』。文章发表后，中央有关部门在很短时间内就收到了一万多封干部和群众的来信，表示拥护文章的观点。同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他遵照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率领中组部全体同志，经过大量认真切实的调查研究，打开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新局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耀邦虽然离开了中央组织部，但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特别是1980年十一届五中全会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他在平反冤假错案中仍然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期间中共中央陆续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贺龙、乌兰夫、彭真、谭震林、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同志平反。还先后为在『文化大革命』前受到错误批判的彭德怀、谭政、习仲勋、黄克诚、邓子恢等同志平反。一些蒙冤多年的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张闻天、李立三等，也先后得到了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特别是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为刘少奇彻底平反。经过大量细致艰苦的工作，到1984年底，全国大规模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在这期间，全国复查各类问题的案件涉及近500万人，属于『文革』中立案审查的案件约290万人，『文革』前的历史遗留案件188万件，平反纠正了约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复查改正错划右派54.7万人，纠正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2.5万人，为47万多名中共党员恢复了党籍，再加上数以千万计的受牵连的干部、群众及亲属，解决了殃及1亿人的问题。

　　在胡耀邦逝世时，中共中央的讣告中特别提到：『1978年他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表现出非凡的实事求是的胆略和勇气，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1977年12月15日，《理论动态》第31期刊登了邵华泽的文章，题目是《文风和认识路线》。这篇文章不但提出了认识路线的概念，而且强调『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1977年12月2日的中央党校党委会上，胡耀邦提明确出要用实践标准来检验总结『文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常识。但胡耀邦在这里不是一般地提出实践标准，而是有着明确的针对性和排他性。他说：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的讲话，要通过实践检验来分析。胡耀邦否定了曾经风行的红头文件标准，特别是『最高指示』标准。

　　胡耀邦指导撰写了学习文件，组织学员讨论，根据讨论情况，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决定由孙长江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发表和广泛转载，引起了强烈反响，全社会开始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邓小平坚决支持，并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讲话中阐述实践标准。

　　1980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共达7年。他以艰苦卓绝的精神和勇敢无畏的胆略，组织实施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了多方面的重大贡献。

　　他主持制定和执行了农村改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推动了我国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他参与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推动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他为扩大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先后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推动科技、教育、文艺、新闻工作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

　　当农村包产到户等改革实践面临巨大现实阻力时，耀邦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支持万里等改革先锋，1982年更在他的促动下，以『一号文件』的形式，让『包产到户』姓了『社』，理直气壮地推向全国；从此，他连续主持制定了对推动农村改革有重大指导意义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概括出为全党所接受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提法，最终瓦解了破坏农村生产力的人民公社体制。在农村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后，他及时将改革推向全面，强调『全面，就是一切战线、一切地区、一切部门、一切单位，都有改革的任务』。他主持制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在内的一系列关于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对外开放等重要历史文件，努力探索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早在1983年1月，他就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最初版本：『总之，要以是否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我们的各项改革对或不对的标志』。

　　--（摘自《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满妹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

　　1989年3月下旬，父亲从南宁返京参加六届人大五次会议。许多人都知道了他在湖南生病的事，而且注意到他很消瘦--因得知一些本已脱贫的地区近期又有吃不上饭的情况，父亲心情一直不好。4月7日晚，父亲有些不舒服，中央政治局的会议通知送来时，母亲劝他不要去了，可是父亲还是拔出笔来，一声不响地在会议通知单『到会』一栏里打了个钩。

　　8日这天，父亲差5分钟9点进入会场时，所有与会人员已到齐。父亲走到后排坐在副总理田纪云和国防部长秦基伟中间。会议开始没过多久，父亲就觉得胸闷、心慌、头昏、腿软，但他坚持着。草案40分钟读完，教委主任李铁映首先发言。这时，父亲突然感到胸痛难忍，呼吸困难。他知道自己撑不住了，一边站起来，一边举手说：『我请个假……』坐在他对面的政治局委员们都看到他面色苍白，有人问：『耀邦同志，是不是不舒服？』

　　父亲身子摇晃着说：『是呀！可能不行了。也许是心脏的毛病……』坐在父亲旁边的秦基伟和闻讯赶进来的服务员刚扶住父亲，父亲就不由自主地跌坐下来。胡启立忙说：『耀邦同志，别动！』同时吩咐，『马上找医生来，快叫救护车！』『谁带了急救盒？』坐在父亲对面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连忙递过一盒，有人接过药盒，把一片硝酸甘油放到父亲口里，嘱咐他吞下。坐在父亲后面的教委秘书长朱育理对身旁的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小声说：『这药吃下去可能要很长时间才能起效！』阎明复着急地说：『那你赶快上啊！』朱育理三步并作两步走到父亲右边，接过药盒，拿了一支亚硝酸异戊醋吸入剂捏碎，迅速捧到父亲面前：『耀邦同志，大口吸气！』大概过了两三分钟，父亲的脸色开始恢复，并深吸了一口气。他勉强睁开眼睛，艰难地说：『我……想吐……』朱育理眼疾手快，转身拿起桌上的一条毛巾，说：『来，就吐在我手上。』他话还没有说完，父亲就再也控制不止，吐出了两大口。这两大口呕吐物，干得出奇。朱育理捧着没有怎么湿的毛巾，愣了：耀邦同志的早饭怎么吃得这么急，这么马虎！

　　大约十多分钟，中南海和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赶来了，就地组织抢救。随后，政治局扩大会议改到中央书记处办公的勤政殿继续进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留在怀仁堂指挥抢救。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到当天上午11点30分。会议结束前，温家宝来到会场，向与会人员报告对父亲的抢救和诊断：心脏下壁和后壁大面积梗塞，病情危重。

　　下午3点多钟，父亲病情基本平稳，即被转入北京医院，经过全面检查，父亲的磷酸肌酸激酶为正常人的十多倍，这表示愈后不良；病人烦躁不安，膀胱充盈却无尿排出，这说明病情需要进一步控制。

　　此时北京医院正在修建住院大楼，父亲住的病房就在新建大楼的旁边，挖好了的地基终日夯声不断。第二天上午父亲苏醒过来，透过窗户又看见了暖融融的阳光。但严重的胸闷、胸痛和导尿失败，使他烦躁不安。

　　星期一一早，北京医院名誉院长吴蔚然教授像往常一样参加病房大交班。他习惯性地问：『这个周末有什么重要病人和危重病人吗？』当他得知父亲的病房紧挨着24小时打夯的大楼地基时，果断地决定：『马上停止打地基！』父亲终于有了一个安静的治疗环境。导尿也在这天上午完成了。当天下午，父亲的病情开始好转，烦躁减轻，并能进流食和卧床大、小便了。在医生的一再叮嘱下，父亲不再要求下床，一直老老实实地躺在病床上。李鹏、杨尚昆、彭真、宋任穷等，分别来到病房探视，邓小平和王震派秘书到医院看望，陈云、徐向前、聂荣臻多次打电话了解父亲的病情。父亲在病床上接到了国家主席李先念从上海打来的慰问电话，听了邓颖超写给他的慰问信。

　　4月15日，父亲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发病的第七天。即将度过危险期的父亲，这天清晨醒来心情特别好。看见父亲情况不错，家里人帮他在床上洗了脸、漱了口，还喂他喝了些西瓜汁。

　　父亲静静地斜倚在床上，等着吃早饭，等着母亲来看他。几分钟后，守护在父亲身边的三哥德华，发现心电监护仪上绿荧荧的心电图波形突然急促地跳动起来，心率从每分钟60次一直往上升，70、80、90……三哥慌忙叫来值班医生。医生看了看心电监护仪，不经意地说：『没事儿，以前也有过这种现象。』

　　三哥不敢相信，仍目不转睛地盯着监护仪。果然，当每分钟达到110次时，心率开始逐渐减慢，一分钟后恢复到60次。可还没等三哥和紧张得也凑过来察看的李秘书松口气，峰谷状的心电波形作了一个短暂的停顿，忽然耀眼地一闪，便化作了一条碧绿晶莹的水平线。与此同时，只听见躺在床上的父亲痛苦地大叫一声：『啊！』他那只被李秘书握着的手突然松脱，头部猝然转向一侧。等医护人员赶来急救时，一切都已经无济于事了，父亲再也没有醒来。

　　极度悲痛的三哥用残余的最后一丝清醒，记下了这个黑色的时刻--1989年4月15日早上7时53分。

　　胡耀邦生前曾两次亲临共青城，与共青人结下了深情厚谊。第一次是1955年11月29日，当时胡耀邦任团中央书记，他到江西考察工作时，听说上海第一支由98名青年组成的志愿垦荒队已在德安县东南荒凉的九仙岭下安营扎寨，便坐着一辆铁路压道车，冒着寒风，颠簸100余公里，赶到垦荒队驻地看望大家。胡耀邦向队员们询问了生活、生产等情况，队员们请胡耀邦为垦荒队创办的合作社命名时，他略加思考，用小山竹夹着药棉，饱蘸了浓浓的墨汁，写下了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共青社。胡耀邦还应邀在垦荒队员于维忠的笔记本上题词：『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

　　1978年，共青团中央授予志愿垦荒队『新长征突击队』称号。胡耀邦得知这些情况后，十分高兴，于这一年的9月26日为他们题写了场名：『共青垦殖场』。这五个大字一直高高矗立在共青场部大楼顶上。

　　1984年12月12日，胡耀邦第二次视察共青城，此时他已担任党中央总书记，共青垦殖场也成为全国闻名的现代化大型农场，产品远销世界34个国家和地区。胡耀邦听了场领导的工作汇报后，发表了独特的见解，参观了展览大厅，登楼眺望了鄱阳湖远景，还谈笑风生地和17名老垦荒队员合影留念，并再一次应邀挥毫写下了『共青城』三个大字。

　　胡耀邦同志1989年4月15日在北京病逝后，其夫人李昭向党中央报告了其生前遗愿：『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都进八宝山』。共青城在江西省德安县鄱阳湖畔。胡耀邦与共青城有着特殊的关系和感情。他生前曾两次亲临共青城视察，三次为共青城题名。胡耀邦对共青团工作有种深深的情结，也自然会在共青城找到其百年归宿。

　　胡耀邦以其光明正大，实事求是，享誉于共产党内外，江西是胡耀邦的祖籍，他从小参加革命，曾在江西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战斗过多年，共青城又是在他亲自关心下成长起来的。胡耀邦平素酷爱大自然，喜欢山水，喜欢绿色，所以，让他的魂灵回归大自然，安葬在江西共青城的风水宝地上，既是对逝者最好的纪念，也是对生者最大的安慰。

　　胡耀邦墓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的富华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届重要国家领导人胡耀邦的安葬之处。胡耀邦墓坐西朝东，面对鄱阳湖，紧靠庐山，苍松翠柏环绕的墓地上，矗立着一座用3块0.8米厚的白花岗岩拼成直角三角形的巨碑，顶端高4.5米，底长10米。碑石右上方雕刻着胡耀邦侧面头像，左面依次刻着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徽、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中国共产党党徽，表明胡耀邦曾经是党、团、少先队的领导人。主碑前立着用6块墨晶玉花岗岩拼成的长方形铭文碑，上面镌刻着由中共中央撰写的『胡耀邦生平』。两条墓道弯绕，均铺有73级石阶，象征墓主人73年人生的曲折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