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殿爵

　　刘殿爵，香港著名翻译家、语言学家、汉学家，福建上杭人，香港词人刘伯端之子。刘教授精研哲学及语言学，治学严谨，翻译中国古籍，准确精练，其中《老子》、《孟子》、《论语》三书英译，为西方学者研治中国哲学必读之经典，被誉为译坛权威之作。其他著述有《新式标点广雅疏证》、《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魏晋南北朝古籍逐字索引丛刊》、《语言与思想之间》、《采掇英华》、《淮南子韵读及校勘》等。

　　1921年3月8日生于香港，早岁肄业于香港大学中文系。

　　1946年赴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攻读西洋哲学。

　　1950年起任教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1970至1978年任伦敦大学中文讲座教授。

　　1978年获中大礼聘出任中文系讲座教授，尔后屡掌要职，包括文学院院长(1980-83)、《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主编(1979-95)、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主任(1979-2007)等，宏扬中国文化，奠立中文大学中西文化桥梁地位，厥功甚伟。刘殿爵教授于1975年获中大颁授荣誉法学博士，后于1989年获香港大学颁授荣誉文学博士。

　　刘教授于1989年荣休后，嗣任中文系荣休讲座教授及中国文化研究所荣誉教授，致力古代传世典籍索引之编纂及其他研究工作，孜孜不倦。

　　自逸夫书院创立，刘教授时加匡助，1986至2005年为该书院校董，1989年起任资深导师，2005年出任该书院校董会高级顾问。

　　刘教授精研哲学及语言学，治学严谨，翻译中国古籍，淮确精练，其中《老子》、《孟子》、《论语》三书英译，为西方学者研治中国哲学必读之经典，誉为译坛权威之作。其他著述有《新式标点广雅疏证》、《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魏晋南北朝古籍逐字索引丛刊》、《语言与思想之间》、《采掇英华》、《淮南子韵读及校勘》(待刊)等。刘教授学殖深醇，平易近人，儒林望重，桃李芳菲，香港、英伦两地学者多蒙沾溉。

　　2010年4月26日上午，先生在香港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因病辞世，享年九十岁。

　　毕业后，适值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扩充，刘殿爵在1950年获聘出任讲师，在远东部任教中文和中国哲学。刘殿爵在1965年升任中国哲学高级讲师，至1971年高级讲师一位裁撤，他获任命为该校中文讲座教授，成为英国历来首位出任中文讲座教授的华人。刘殿爵在亚非学院有不少门生，比如安乐哲教授（ProfessorRogerT.Ames）和尤德爵士夫人彭雯丽（Pamela,LadyYoude）等。

　　在1959年，企鹅图书送来一份《道德经》英文译本原稿，让刘殿爵审阅，不过这份原稿由缅甸文翻译而成，内文多有缺失，结果在刘殿爵建议下，企鹅图书没有接纳这份原稿。[7]翌年，企鹅图书再送来一份修订本予刘殿爵审阅，惟稿件始终是译自缅甸版的《道德经》，翻译质素未能满足他的要求，刘殿爵遂决定自行翻译，经大约五年时间在1963年翻译成《道德经》英文版，后来再花七年时间在1970年出版《孟子》英文版，以及花近十年时间在1979年完成《论语》英文版，三大译作全部由企鹅图书出版。

　　刘殿爵翻译的三本中国经典著作造诣甚高，极具水平，获国际公认为标准英文译本，西方不少研究中国文史哲的学者，亦多以他的译作为研究必读入门，影响甚巨。后来的邓仕梁教授认为，刘殿爵的译作风格受英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Ryle，1900年－1976年）影响，所以用字精炼澄澈，言简意赅，并以『秋水文章不染尘』一语赞扬他的译作。另方面，刘殿爵翻译成《道德经》英文版时，西方刚好兴起嬉皮文化，《道德经》提倡『道法自然』的思想正好透过他的译作进一步向西方传播。单是《道德经》英译本初版，截止1990年代初已在全球售出至少50万本。为表扬刘殿爵在海外弘扬中国文化所作的贡献，香港中文大学在1975年特地向他颁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刘殿爵在亚非学院后期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参与为清代音韵学家王念孙的《广雅疏证》增补标点和索引，以及为稿件作最后审查，有关作品后来由中文大学于1978年出版，并定名为《广雅疏证：新式标点》。同年，刘殿爵结束在亚非学院二十八年的教学生涯，获香港中文大学礼聘出任中文系讲座教授，由此展开在中文大学多年的教学生涯。

　　在加入中文大学之初，香港正值第二次中文运动，刘殿爵亦发挥其影响力，在1979年将中文大学原有的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重组为中国语文研究中心，并由他出任中心主任一职。在1980年，中心获吴多泰巨款捐助，遂易名为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继续由他出任中心主任至2007年。另一方面，刘殿爵又在1979年接替全汉升教授担任《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主编，一任十六年，至1995年卸任。

　　刘殿爵在中文大学醉心学术研究，并多次公开表示不愿涉足大学行政工作，但他仍在1980年获推举当选为文学院院长。在任内，他提倡取消大学学位试，而在1983年卸任文学院院长后，他连同金耀基教授、杨纲凯博士、李金汉博士和廖柏伟博士获中文大学校长马临教授委任到一个特别小组，专门检讨本科生的课程结构。小组在1984年提交报告，提出采用学分制、将必修的副修课程改为选修、以及加强通识及语文教育等三大项建议。小组的建议后来获中文大学教务会采纳，并在1986年至1987年度学年起实施，至于中文大学创校以来沿行的学位试则予以取消。

　　刘殿爵对粤语有相当研究，在中文大学任教时，也是1970年代后期粤语正音运动的最初发起人之一，正音运动提倡粤语的『正音』和『正读』，在当时引起舆论的热烈讨论。在1981年，时任香港电台台长张敏仪听取刘殿爵及宋郁文的意见后，向全台播音员发指引，要求将『时间』的『间』字读成‘艰’音，而非粤语习惯读成的‘谏’音。刘殿爵指出，根据近代语言学家黄锡凌所著的《粤音韵汇》，『间』字旁边标记了两个音，一为‘谏』音，另一为‘艰’音，不过却在‘谏’音旁边再加小注，强调‘谏’音用于『间格』和『离间』等语，因此结论『时间』一语应读『时‘艰’』而非『时‘谏’』。

　　虽然部份如黄沾等的学者文人支持刘殿爵的建议，不过很多电台听众和报章评论则大表不满，批评他矫枉过正，徒添麻烦。刘殿爵在同年12月再于《明报月刊》撰写〈论粤语『时间』一词的读音〉一文，为自己的主张辩护。他除了引用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现代汉语词典》和宋代《广韵》佐证自己的说法外，又在文中声称『时间一直到三十年代后期还是读作时‘艰’』，读成『时‘谏’』是误读。不过，刘殿爵的主张始终受到不少舆论质疑，也有报章舆论加以反驳，指早在二、三十年代，『时间』一语早已读成『时‘谏’』，因此循约定俗成的原则，不应将之读成『时‘艰’』。

　　由于社会上的争议不断，港台最终让步，不再要求播音员将『时间』读作『时‘艰’』。然而，社会上始终无法就『时间』的『正音』达成共识，学界仍一直就此存有争议。